桐乡“三治”：看一个县域如何创新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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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素有“郡县治则天下安”的说法。因此，怎样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确保社会安定有序，也是县级党委政府的首要依归。桐乡地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很多社会新问题、新矛盾是“春江水暖鸭先知”，传统的治理机制和方式率先面临严峻挑战。要化解这些矛盾、应对这些挑战，就必须有新办法、新招式。

6月18日，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的20余位专家学者会聚桐乡，在“推进法治德治自治建设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高峰论坛”上，梳理、把脉、总结桐乡创新探索的法治、德治、自治“三治合一”建设，共同探讨新形势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工作。

专家眼中的桐乡“三治”

“三治合一”是一种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俞可平认为，近年来我国在社会共治方面的突破性改革较少，而更少的是社会自治，桐乡“三治”里有自治，而且突出了自治，这让他特别高兴。他说社会自治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条必经的道路，桐乡的“三治”实践是基层社会自治的一种有益的探索，特别是为农村的社会自治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值得认真地研究和总结。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王长江表示，桐乡“三治合一”的经验表明，观念更新对于推进社会建设具有决定性意义，社会治理现代化要牢牢把握权力重新配置的关键，必须拓展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探索空间，解决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在桐乡的创新上，看到了政府自我革命的精神，这才是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当中特别应该鼓励、特别应该推动的精神。

“三治合一”建立起了一种新型的政府与社会关系，为实现社会治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样本。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郁建兴曾经多次到桐乡调研“三治”，他认为桐乡以“三治合一”建设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会突破当前我国社会治理模式。以前政府包揽一切，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现代性成果的法治、现代性成果的新道德需要融合，并将社会的自我管理、自我治理整合，并且让它运行。除了大事小事有人干、有人管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倡导现代社会治理结构，这样构成了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总体框架。“三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最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一种探索，通过“三治”的命题，可以建立起新型的政府与社会关系。“事实上，在我看来，社会治理在中国不仅仅是价值目标，它至少部分已成为现实，桐乡市的‘三治合一’的建设实践就提供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样本。”他说。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研究员高小平表示，桐乡的“三治”实践是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破题之作”。在法治实践中，桐乡探索出了在党的领导下，通过依法治国，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发挥了法治在配置政治资源中的作用；在德治实践中，桐乡探索出了以先进的文化引领，以文教化人的思想，以德规范人的行为，通过先进的文化道德引导人们的意识和行为；在自治实践中，桐乡探索出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发挥了社会自治组织在配置社会资源中的作用。

桐乡“三治合一”的实践已经走在了理论前面，值得总结和推广。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杨开峰认为，“三治”的实践是在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而桐乡鲜活的“三治”实践在很多方面已经走在了理论的前面，非常值得总结。法治、德治、自治“三治合一”的实践是破解基层社会治理难题富有意义的实践，不仅非常重要，也非常有必要。在“三治”实践中，桐乡汲取中国历史上基层自治的丰厚经验，并在充分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法治、德治、自治三者关系进行了梳理，打造了法治、德治、自治三者有机结合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蓝志勇表示，要以发展的眼光看“三治”，“三治”不是固定的模型，它是实践过程中能够帮助转型期中国进行社会治理、稳定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方法。因为中国的转型是从小农村到大城市社区的转型，是从低技术到高技术的转型，需要的是从传统公民、传统村民到现代城市公民的一种培养，所以讲究的是公民的培养、社会组织的培养及现代精神、意识形态的培养。所以借助“三治”的方法有助于推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社会治理创新工作，培养现代公民，建立现代法治意识，打造公民团体，树立现代文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三治”建设的桐乡实践

所谓的“三治”，就是“法治、德治、自治”，旨在以法治“定分止争”，以德治“春风化雨”，以自治“内消矛盾”，三者相辅相成、相互依托。

之所以把社会治理这个庞杂的课题落点在“三治”上，是因为在桐乡决策者看来，目前在千头万绪的社会现象背后，有三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日常工作中法律尊严和权威不时受到挑战；社会的的确确发生了道德滑坡、信仰缺失的情况；社会治理中老百姓角色缺位，让政府吃力不讨好。“要从根子上解决上述问题，必须系统治理，综合施策，而‘三治’是可以付诸实践的良方。”

桐乡的“三治”起于2013年，高桥镇是第一个“三治”试点镇。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当时这个镇正经历大拆迁、大变革、大发展，各类矛盾和问题叠加出现，决策者需要解剖这只“麻雀”，看看基层到底缺什么、老百姓到底需要什么、有什么管用的办法让问题解决、让人心凝聚。

有参与、有沟通才能认同，参与是化解人民利益矛盾的重要途径。这就要求有政治性和公共性化解的制度化机制，让老百姓在平等参与和平表达的基础上，通过与党政部门及人民之间的平等对话和协商，有利于充分利益表达和利益整合，有利于公共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最大实现，有利于人民的满意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正是基于这种认知，高桥镇组建了三支植根于民间的团队——“百姓参政团、道德评判团、百事服务团”，让老百姓参与公共决策，自己的事自己说了算，自己参与干，干得怎么样自己参与评判。

在高桥试点的基础上，桐乡根据全市实际情况，出台了《中共桐乡市委关于推进社会管理“德治、法治、自治”建设的实施意见》和《桐乡市推进社会管理“德治、法治、自治”建设工作方案》，对全市“三治”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工作内容，作了全面规划部署。

对桐乡而言，“三治合一”不仅是新形势下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也是破解社会治理难题、推进大平安建设的理念指针。

通过3年来的探索和实践，“三治”建设的体制机制在进一步完善，工作的抓手也更加具体实在。如今该市上下已逐步形成了“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让邻里守望、民众自决、社会自治的愿景逐步走向现实。

去年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期间，乌镇镇各行政村、社区自发组建起了一支2600多人的“乌镇管家”队伍，每个乌镇管家负责联络10户左右居民或相关行业单位，在维护大会的安全上发挥了积极作用。时间往前推移，2014年某城乡公交线路实施改制收购过程中，桐乡充分汲取其他地区公交一体化改革过程中罢运闹访的深刻教训，从一开始就邀请法律顾问全程参与此次收购工作，并吸收了20多条法律意见，大大降低了政府法律风险和社会稳定风险。又比如，高桥镇在榨菜行业专项整治的决策过程中，通过借助有“两代表一委员”、党外人士、村干部、“三小组长”、社会组织代表、道德模范人物以及涉及议题的利益相关方代表参加的“百姓参政团”这一协商和对话平台，通过前后三次修改方案和充分讨论，政府与群众之间建立了互信、增进了共识、赢得了支持，顺利推进了专项整治和整合提升工作，其间没有发生一起阻挠和上访事件。

在乌镇，景区周边300多家“黑旅馆”曾是古镇并不光鲜的一面。一方面，它是一项富民工程，是很多本地居民的生存依靠；另一方面，它又无证无照、存在很多安全隐患。怎样管?怎样治？很考验管理者的智慧。一关了之，民情反弹，本地旅馆又不足以承载日益增多的游客。于是，该市指导成立了“乌镇人家”民宿行业协会，以行业自治管理的形式分块落实责任，促进了民宿规范化。又比如，该市石门镇有大大小小皮鞋企业、个体作坊600多家，每年一到下半年劳资纠纷就时常发生，而且动不动就要闹到镇政府，甚至市政府，镇里分管政法工作的副书记大部分的精力都牵扯在调解劳资纠纷上，自从成立石门鞋业协会并建立调解委员会后，绝大多数劳资纠纷得到了就地化解。

在德治方面，通过最美桐乡人、最美党员、道德模范、“五有”市民、星级文明家庭等评选活动，涌现出了一大批道德模范和先进人物，而且这些先进典型就在群众身边，可亲、可敬、可信、可学，实现了从“典型效应”到“社会效应”的转变，促进了文明和谐社会风尚的形成。

专家把脉“三治”的下一步

桐乡“三治合一”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框架已经构建，成效初步显现，并已经被确立为全省社会治理六大机制之一。但决策者仍感到存在短板，概括起来，一是迫切需要加强研究，形成相应的理论成果，以理论指导实践；二是思想阻力依然存在；三是评价体系尚需完善，需要建立一个科学完备的评价体系来检验基层“三治”成效；四是制度建设存在短缺，桐乡在实践中发现，当前行业协会、基层自治组织、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有时受制于地方性法规体系建设的步伐。

那么，在未来的基层社会治理中，桐乡“三治合一”该如何进一步提升呢？

在俞可平看来，德治和法治是两种基本手段，最后要达到的是自治，自治极其重要。所以一定要站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高度，着力推进社会基层自治。怎么推进呢？他建议要从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认识社会自治的重要意义，同时努力增强居民的社会自治能力，既要尊重公民的自治主体性，相信人民群众的自治能力，改善和加强公民意识，还要创造各种条件，扩大各种渠道，让公民有机会参与，更要积极培育基层社会组织，建立健全社会自治的各种法规制度。

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教授唐亮认为，改革开放在带来重大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重大的挑战和问题，在社会治理层面，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往往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桐乡“三治”的探索既想努力解决一些现实问题，又是面向未来的探索。桐乡的“三治”探索依然要努力前行，努力创新。这种探索没有结束，也不会结束，桐乡的探索除了面向中国的现实以外，还要汲取世界各国的经验。“如果桐乡继续在创新社会治理方面探索下去，会为中国的发展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他说。

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余逊达建议，希望桐乡在“自治”上逐渐把重点关注农村转向重点关注城市社区的自我治理，同时更好地处理好党组织、村民委员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三类组织的关系。

大家都表示，在社会治理创新取得实质性进步的同时，“三治合一”的局面将会更加生动活泼，只要有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社会治理的创新之路就会越走越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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